丁涤勋2010年去世

天之道

                                          

老兵档案：丁涤勋，1919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东郊乡，1938年从长沙雅礼中学入伍，成为国民党新编38师的一员。历任新38师112团机枪连连长、迫击炮连连长，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第一期学生第二队队长，新七军干部教导总队军官队队长，官衔至少校。解放后在株洲多个学校教书，后在株洲县一中退休。丁涤勋至今沉浸在缅甸战场和孙立人的世界里。60多年过去，缅甸丛林里那些血与火的日子，却无时无刻不侵入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轨迹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当走出战场放下杀敌无数的枪时，他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育人无数。慕名加入新38师时间倒回去70年的1938年，丁涤勋是长沙名校雅礼中学的一名学生，风华正茂，激情四溢。这个时候，日寇正穷凶极恶全面侵华，多少热血青年渴望走上沙场与他们一决生死。丁涤勋正处在此激情状态。“我一家都是革命家庭。”丁老说，1927年毛泽东搞农民运动时，隔韶山只有数里之遥的湘乡也如火如荼，丁老的父亲就是一名民兵队长。受父亲的影响，他当时想到西北去找八路军。他找到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表达了参军抗日的意向。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称赞他很有志向，不过有这颗心就好，在国民党的军队一样能抗日。不久，抗战名将孙立人在长沙岳麓山组建盐务总团（后改成税警总队，之后再改成新38师），面向学生招人。孙立人之前的税警总队在上海抗日很有名气，于是丁涤勋慕名而去。“招考的主要是长沙和武汉的学生。长沙300多人，招32个人，我16名。”很快，丁涤勋就实现了弃笔从戎的梦想。他先后在长沙和贵州整训了两年多。1941年冬，他们被整编成新38师，丁涤勋在112团。税警总队给人的感觉不像正规军，因此很多当时的高层长官看不起新38师。丁涤勋回忆，当时他们的军长张轸说，他所在的66军就38师最差。这让孙立人很不服气，回答说，军长，你这话说得太早了。他一直记得孙立人回去后跟他们的训话：我们出国打仗，在外国人面前，不能丢脸。如果打败，我们一起战死在缅甸。
隔河相守,退日军
新38师果然没有给孙立人丢脸。中国远征军第一个大胜仗，就是新38师113团的仁安羌大捷。在英军一个师7000多人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该师113团以少敌多，打退日军解救了英军。此役震惊盟国，让美、英对中国军人的战斗力有了新认识。而在这个著名的战役中，丁涤勋所在部就作为预备队，就在后面20里的地方。这个时候他是113团第一营机枪连的一个排长。由于英军的悲观主义撤退，导致立足未稳的中国远征军处于独自面敌的困境。不久，中国远征军撤退，新38师撤入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1943年，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日军。出发之前，要派人潜入敌后侦察情况。学过情报学、当过搜索排排长的丁涤勋被选为此次任务的执行者。他带领一个班，武装潜入敌后近一个月，了解那些地方有水，那些地方适合空投，那些地方飞机可以降落……回到总指挥部后不久，本来安排在后方休息一段时间的丁涤勋被电报召回前线。当时远征军正跨过印度，进入在缅北的新平洋。112团与日军隔河相守，战线有两三百里长。丁涤勋处在最前线，后面的新平洋正在建机场，他们的任务是守住这里，不能让日本人到后面去捣乱。此时丁涤勋的身份是机枪连连长。那天孙立人到前线视察情况。吃饭的时候，孙立人跟他说：“日本人肯定从这里过河。我希望你不要打一枪，但日本人又不能过河。你来想办法。”丁老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暴露我军守在这里的意图，以确保机场的建设。这可怎么办呢？丁涤勋觉得很为难。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只能故意摆出一个“空城计”的架势。他传令下去，要求重机枪在南边200米控制沙滩，北边100米用两架轻机枪守住。“我跟他们说，只要敌人不踏上这边的岸，随日本人怎么玩都不要开枪。”当天下午，就有日本人跑到河里游泳，开始七八个人，后来四五十人，他们故意在水里旁若无人，有一次直朝对岸跑了过来。眼看就要踏上沙滩，丁涤勋的心像打鼓一样直跳，汗水在手心汩汩而出。“要打掉这几个鬼子只要一扣扳机就可以全部收拾掉。但是一打，情况暴露，就怕打乱部署。”丁老回忆说，那几分钟感觉特别长。幸亏日本人在离河岸还有几步的地方识趣地退回去了。日本人摸不清情况，于是向下游改道，到了一个两河交汇的地方。在那里，丁老说他们就不客气了，他派人潜伏在河岸边，时不时对日本人打冷枪，一天打死几个，居然干掉了几十个日本鬼子。子弹穿过口腔打掉牙床。
于邦之战，一直让丁老刻骨铭心。这个双方争夺十分厉害的地方，位于缅北，是中国驻印军回师的第二场大战役。“我们已经攻下了于邦，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敌人交通的生命线，所以日本人拼命来夺。”丁老说。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缅北之战》的亲历记述里说，日本人反攻于邦十多次，但始终无法夺回阵地。在我守军最为艰难的时候，丁涤勋奉命带一个连支援。此时他已从机枪连调任迫击炮连连长。当时日军疯狂反攻。丁涤勋部要通过的地方，两边都是日军，中间只有一处大概50米宽的空隙可以混进去，正常情况根本无法通过。丁部选择了深夜零点进发，随身还带着迫击炮。走路要求不能有点响声，否则就会被敌人发现。如果两边敌人一合围，情况就非常危险。丁涤勋告诉大家，如果敌人打枪，就地隐蔽，万不得已绝不回击，以免暴露行踪。在行进途中，他们果然惊动了敌人。日军拼命地向他们所在地开枪，他们迅速找到地方不声不响地隐蔽。日军以为是里面的远征军夜袭，在黑夜中不敢搜索。丁部一直隐蔽到凌晨4点。这个时候正是人最疲倦的时候，丁决定冲进城去。他用无线电通知固守城内的友军，让他们用枪和炮压制对方，然后迅速冲出敌人的阵地，进入城内。城内守军也是一个连。加上丁的一个连，守军实力大增。丁老回忆说，那是一场非常艰苦的防守战，敌人经常夜袭。当时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军官晚上全部睡到哨所就近指挥，哨所前面设置地雷，5米一个，这样敌人一来就会踩响地雷，地雷一炸他们就马上知道敌情，并且根据爆炸声可以判断出他们所在的位置，等到他们一走近，就用手榴弹炸。敌人进攻频率很高，弹药趋紧。“平时训练我们要求5弹打死一个敌人，这个时候我们要求2 弹打死一个敌人，必须要等到敌人进入20米的距离才开枪。”丁说。他们的武器弹药以及食品全靠空投，经常出现没有水喝的情况。人在绝境的时候经常可以想到绝妙的办法，他们把树藤切开，钻一个孔，用钢盔接水。一天下来也可以接两三斤水，做饭足够了。就在这里，他身负重伤，差点把自己永远留在那片原始森林了。那天他正打电话给炮兵，要求他们调整射程，结果一颗流弹从右腮打进，斜穿口腔而出，打烂牙床，左边的牙齿几乎全部打掉。一直到现在，牙齿经常发炎，每天要痛一次。丁老张开嘴给记者看：“喏，这是一口假牙。”他说，已经算是非常走运了，子弹再偏一点，人就完了。当时战事正急，他用纱布把伤口一堵，继续指挥战斗。话说不出来，他就写条子传达命令。在战场上，丁涤勋是个拼命三郎。他说打仗一定要“主宰战场”。
孟关之战时，112团2个营包围了敌人一个大队，拆了日本的交通线，包围了他们的补给中心、医院、仓库，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迫击炮连在这次战斗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瞄准敌人的掩体、碉堡、机关枪、密集队伍攻击，当天就攻下了阵地。当时日军最后13人准备集体自杀，丁涤勋见他们聚在一起，马上指挥迫击炮对准他们就是一炮。他们从掩体四散逃开，结果被机枪全部打伤腿部，俘虏了他们。在西通之战时，远征军已经越战越勇，日本鬼子已经胆寒。丁回忆说，当时有4000多日本兵在远征军的追击下逃入原始森林，最后全部饿死病死在一个山谷。在战场上，死神无处不在。在打下缅甸八莫的时候，在还没清理战场的情况下，丁涤勋带了一些学生兵去参观。当他们走到一个林坎（没有树的空地）处，看到一个小台子，就准备在那休息。一个姓周的湖北学生兵要坐下去的时候，丁提醒他那可能有磁性地雷，要他别坐。这个新兵说没事，大大咧咧地坐下去，手往后一摸，结果“轰”地一声巨响，一颗地雷爆炸了。学生兵当场几乎被炸碎，旁边还有一二十人受伤。而他正坐在学生兵对面，居然幸免于难，但是身上溅满了血肉。
百战归来再教书,日本人投降后，他随部队归国，到了辽东半岛。他进入干部教导总队担任军官队队长。当时队里有几个地下共产党被抓，他出于不愿内战的心理把他们悄悄放了，结果遭到军内特务的监视。后来，他随郑洞国部在长春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后来回到长沙报到时，他居然碰到了当时放走的几个地下党员的战友。一听说是他，他们非常高兴。由于是雅礼中学的学生，他的学历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于是他被介绍去教书。最开始是在长沙县龙头铺区霞云乡霞山完小（今属株洲市）。从战场换到讲台，放下长枪拿起粉笔，丁涤勋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的转换——百战归来再读书。只不过，他教的课程主要是地理、历史、语文。在教历史的时候，他也经常给学生们讲讲在缅甸的烽火岁月。但是慢慢地他不敢讲了。1962年，他被打成反革命。他默默地穿行在学校和学生之间，谁知道这个不显眼的老头那段曾经火热的战争岁月。这种压抑的日子一直维持到文革之后。后来，他经常给学生做抗日战争的报告，给他们讲述那一段辉煌的抗日历史。他先后在株洲市的几个小学、中学教书，后转入株洲县一中，直到退休。远征军情结几十年过去了，但是远征军的记忆仍然无处不在。他家客厅冰箱上摆放着孙立人寄给他的像章。他的话题里总是离不开孙立人。他经常保持跟海外战友的联系，尤其是他一直敬仰的老军长孙立人。在孙立人90寿辰时，孙将军给他寄来一个小瓷像，他高兴万分，把像章放在客厅最显眼处，经常凝视不语。
1945年，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在广州修建筑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以纪念牺牲在异域的2万多名将士。公墓在文革中受到破坏。上个世纪末，在得知广州市政府准备恢复新一军公墓的消息后，欣喜万分的丁涤勋立即将喜讯告知海内外幸存的新一军老战友们。期间，他不顾年老体弱，担当起与海内外老战友们通讯联络的工作，不定期向战友们通报有关情况。同时，他积极搜集新一军的有关抗战历史资料。由于历经数十年风雨沧桑，当年的新一军战友仍在人世的已所剩无几，健在的也都散布在海内外各个角落，远的在台湾、美国、加拿大，加上年龄关系，他们对当年的记忆也都变得支离破碎。为此，丁涤勋不辞劳苦，一方面打电话联系上老战友，一方面通过信件方式征求资料。战友们的回忆资料寄来后，丁涤勋经过精心整理和修改，再一笔一划誊好，然后将资料寄到各个战友手上。200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丁涤勋和数十名战友们一道给有关方面写信建议加快新一军公墓恢复修建工作。当公墓建成的时候，阵亡将士姓名已经无迹可寻。如无名单，公墓的作用就大为减弱。为此，丁涤勋和战友们四处打听。最终，从台湾孙立人将军的后人处找到一份完整的名单。但是，细心的丁涤勋在名单上发现，一些自己熟悉的牺牲了的战友并没有名字在上面。丁涤勋他所知道的名字小心翼翼地补充到名单上。十余年来，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远征军那段艰难悲壮的抗战历史，让复建的公墓更有感染力，丁涤勋搜集整理并一笔一划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无偿提供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庆三峡博物馆、上海淞沪战争纪念馆等单位。采访中，丁老豪气不减，哼起了豪迈的新一军军歌：“矢志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方，不怕刀和枪，誓把敌人降，亲上死长，效命疆场，才算好儿郎”。那些岁月，在他专注的神情里闪现。<